郭喜林：把性侵經歷寫成小說不是治療心病良方

　　作者：郭喜林  稿源：時評界 編輯：時小川
　　伊藤詩織訴山口敬之性侵案在日本東京判決，伊藤詩織勝訴。12月18日，她在社交媒體上用日語和英語發文：“我贏了!我們勝訴了!感謝你們的支持。”伊藤詩織堅持四年贏得了尊重與支持，她的勇敢行為，鼓勵更多的 女孩站了出來。美籍華裔作家李懷瑜也同樣遭遇了性侵。不過，她的經歷有些特殊，性侵她的是未成年人——一名15歲少年。29歲的那一年，李懷瑜“她剛被強奸了。她從沒想過她會用得上這個詞，也從沒想過這適用于她身上一輩子。” 多年后，她在根據自身經歷寫就的《生命暗章》中（華夏網2019年12月20日）。
　　一個女作家用自己被性侵的經歷寫小說，不僅不能讓自己受到傷害的心靈得到精神撫慰，而且會讓自己在心靈深處受到二次傷害，而不會讓自己獲得治療心病的良方。
　　尤其是一個29歲的女性被一個未成年的15歲男性性侵，一般來說難以令人置信。因為，這個年齡的女人可以拼命反抗，拒絕對方的性侵行為。但是，李懷瑜女士卻遭到了非法性侵。這樣的悲劇對于作者本人來說，是莫大的恥辱，而絕不是榮耀。因此，不應該用這樣的題材創作小說。因為，作者本人無法挖掘出犯罪者心靈深處的動機。而且，父母的離異不應該是他實施非法性侵的主要原因，只能是次要的原因。主要原因應該是愛爾蘭那個國家的普法教育社會背景的缺陷，以及父母對于孩子的家教所存在的缺陷，以及司法對于性侵違法犯罪的過輕懲罰措施。如果法律懲罰的執行力足夠強大，就能在社會上起到震懾作用。
　　而且，西方社會的性犯罪普遍存在，是因為西方性欲主義思潮泛濫造成的社會悲劇。正是由于這樣的社會性欲文化背景的不斷傳承，造成了西方國家性犯罪發案率較高的主要社會原因之一。如果不客觀公正地分析西方國家的性犯罪原因，把性犯罪完全歸咎于父母離異，那是有失偏頗的。而且，只能讓自己的心靈受到二次傷害。
　　不過，對于生活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們來說，由于性欲主義文化思潮的過分“解放”，性自由過于泛濫，不少讀者只能從被性侵女性作家那里獲得更多好奇，而不是對于女作家李懷瑜女士真心誠意的同情。雖然獲得了文學獎，但卻未必是作者在文學創作方面獲得了舉世公認的創作成就。因此，作為作家，不管別人怎么過高地評價自己，自己一定要讓自己接地氣，不能讓自己受到獎勵之后浮躁起來。只有自己認真審視自己的創作能力，以及文學創作的文學功底表達水平，才能讓自己在文學創作面前更加謙虛謹慎，戒驕戒躁，才能明白自己究竟有幾斤幾兩。
　　而且，用被他人性侵的經歷創作文學作品是對自己人格尊嚴的不尊重。所以，這樣的稿費完全可以不要；所以，這樣的文學獎可以不要。只需要尊重自己的人格尊嚴，只需要保護自己不再受到二次傷害。這才是作為一個女人應該做的事情。如果要批判人性的殘忍，那就要從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根源上尋找答案。因為，資本主義制度是虛偽的，他們的所謂民主與自由只不過是一塊遮羞布而已。如果資本主義制度擁有民主與自由，那些女人就不會無緣無故受到性侵。而且，就不會大肆宣揚性解放和性欲主義，就不會有更多女性失去人格尊嚴。
　　應該說，《生命暗算》中那個被作家塑造的女主人的悲劇絕不僅僅是她個人的悲劇，而是所有受害女性的悲劇。尤其是那些未成年女性受到的性侵害，將會讓她們失去繼續生存的自信和勇氣，她們甚至會對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深感絕望和恐懼；應該說，作家應當選擇受到性侵更為殘酷的未成年女性作為揭露資本主義社會黑暗的創作素材，并通過廣泛的社會調查對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進行更加深刻地批判，才能為受到性侵的女性找到治療她們心靈受到傷害心病良方，并喚起更多受女性積極用法律維護自己的人格尊嚴，并對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性和虛偽性給予廣泛而又深刻的批判。而且，資本主義社會男性對于女性的性侵行為包含著種族歧視。因此，造成《生命暗算》的原因十分復雜，絕不是李懷瑜自己的一次性侵經歷所能給予深刻批判的。只有跳出個人生活經歷的小圈子，才能看到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黑暗與它腐朽的本質之所在。只有學會解放自己和解放資本主義社會中受侵害的所有女性，才能真正把女人受到傷害的心病治好。否則，就只能起到往自己傷口上撒鹽的作用。